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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储备粮源减少,粮食调控能力减弱
本站 时间:2011-08-05 阅读: admin

 国家储备粮源减少,粮食调控能力减弱

     2011年下半年首月,大街小巷食品价签的坚挺告诉消费者,助推CPI上行的主力——食品价格仍然涨势不减。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不久前曾对未来中国通胀形势做出“四九”预估,即4%的通胀水平对应9%的经济增速。但现在看,很可能“十二五”进入“五九”模式,即5%左右的通胀水平对应9%左右的经济增速。其背后是成本推动型下的中国通胀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年中时前往江苏淮安、安徽滁州和湖北荆州等粮食主产地进行调研。
     调研结果显示,2011年夏粮总产量持平略减,但是受到成本上升、供需不平衡、国家调控能力减弱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下半年,粮食价格后市看涨,很可能将为未来数月中国CPI的上行提供支撑。调查发现,由粮食价格推动物价上涨,可能成为长期趋势。粮食价格进入了上涨周期,主要推动因素来源于种粮成本的快速提高。业内人士指出,宏观调控政策应顺应粮价上升的必然趋势,保护农业比较利益,促进农民的种粮收益。同时通货膨胀根源来自于流动性泛滥,粮价上涨与整体性通货膨胀没有直接联系。
      当局应弱化粮食价格上升和短期波动时宏观调控的影响。政策重点应放在加强鼓励粮食生产的力度上,增加有效供应。调控通胀不应理解为打压粮价。

 持粮观望

     为弥补不断攀升的种粮成本,并期望获得合理利润,农户对粮价的预期逐步提高。目前,正值小麦新粮上市期,农户普遍对粮价预期较高,希望能够弥补不断攀升的种粮成本。部分产区农户一改过去集中售粮的习惯,转为持粮观望、放缓售粮节奏,期待有更好的售粮价格。优质稻谷价格同比上涨幅度为6%,粳稻价格同比涨幅达到 4.8%。
     玉米价格上升势头更为迅猛,甚至一反玉米价格普遍低于小麦价格的常规,与小麦价格形成倒挂。程国强表示,目前安徽、湖北等地的玉米销售价格已经比去年同期上涨约30%。
     目前,粮食购销企业、加工企业普遍认为,一方面干旱、低温导致小麦总产量持平略减;另一方面,玉米价格不断走高,饲料企业将增加小麦的使用量,对玉米实施替代,从而小麦需求可能也将显著增加。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前几个月的旱情,对今年秋粮产量可能造成一定影响,因此购销主体对后期粮价看涨预期,进一步提高。
     未来数月,原粮供应的渠道正面临着不确定性,可能促使粮食加工企业加大自主收购力度。
     程国强表示,政策性粮食竞拍销售,已经成为粮食加工企业原粮重要来源渠道。但是在2010年,政策性粮食收购量大幅减少,而2011年启动政策性收购的可能性又比较小,因此加工企业加大自主收购力度已成必然。
“粮食生产和供应链条上一系列成本的增加,必然将最终传导至下游终端产品,增加社会总成本,为食品价格的上升带来更多刺激因素。”程国强说。
      但由于前期收购信贷资金等因素的约束,今年小麦收购市场略显平静,除了农民对价格预期较高、卖粮节奏相对放慢外,一些加工企业、贸易商或吸取去年抢粮而蒙受亏损的教训,今年入市也比较谨慎,收购也有所放缓。程国强认为,这或许是最低收购价政策效应的体现:若中储粮不进行托市收购,其他收购主体或难以确定市场标杆,市场预期反而左右不定。
 

调控能力减弱

       2010年,国家加大粮食市场调控的频度和力度,投放了大量政策性粮油,但通过政策性收储纳入国家可掌控的粮源较少,导致宏观调控能力有所减弱。
粮食库存处于低位的同时,2011年以来,粮食企业收储能力也逐渐趋弱。由于受到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其收储资金普遍比较紧张。面对这种局面,一部分购销企业准备积极入市,抬价收购。尤其在政策性粮食库存较低的局部地区,部分投机商的炒作心理可能更强。
       7月13日,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率队前往山东、河北等地调研夏粮收购进展情况。河北、山东部分农业官员建议,应适当采取区别对待的金融政策,对主要粮食购销企业适度放宽政策性资金的投放。此外,还应适时启动临时收储措施,补充中央储备。
       此外,一位接近决策的农业专家对本刊记者表示,要增强国家粮食调控能力,应停止定向销售计划。国家收储的措施一方面可以适度增加调控粮源,另一方面还能够对粮食价格起到托市作用,保证农民利益。但是如果一边收储、一边却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实行定向销售,收储的托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将被对冲。定向销售企业的政策性粮油一次性的销售量较大,甚至远超其加工能力。据记者了解,部分享受定向销售的粮食加工企业日均加工能力仅约为1万吨,但在今年上半年前后两次的定向销售中获得的销量超过200万吨,足以供应大约三个季度的加工。
       这一严重的定向“堆积”,导致这些企业不能及时、有效地将粮油转化为食品,面向终端消费市场。在国家调控粮源本来就不足背景下,成为一种“浪费”。
同时,由于定向销售企业多为大型粮油加工企业,主要集中在五得利、中粮集团、古船集团、天津利达、中储粮大连面粉厂、益海嘉里、中纺集团、九三油脂、汇福等9家粮油巨头。由于定向销售价格普遍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其生产加工更具成本优势,对其他中小粮油加工企业的生存带来较大影响。 “因此,在现在的局面下,无论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中小企业利益,还是积蓄国家调控粮源的实力,都应尽快停止定向销售措施。”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
 

调控难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1年6月份CPI同比增长6.4%,其中,粮食价格同比上升12.4%,对价格总水平上升的贡献率为0.34个百分点。同时,由于肉蛋奶皆由粮食转换,因此粮食价格上升带来的间接影响更大。 6月份,肉禽及奶类食品对总价格水平的影响分别为1.94和0.16个百分点。
       发改委价格监测处人士对记者表示,由于粮食价格占中国CPI的比重较高,所以它的走势对通胀影响很大。因此下半年促进CPI上升的因素中,粮食价格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食品价格在各类商品中占CPI权重最高,因此历次的物价上涨总是以食品价格的提高为最显著的特征。
       这给宏观调控部门带来一个信号,认为CPI的主要推动因素来自于食品价格,而粮价又是百价之基,因此调控通货膨胀应该加强对粮食价格、农产品价格的调控。2011年上半年曾有消息显示,面对粮价和部分食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局势与预期,发改委约谈中粮、中储粮、华粮以及中纺集团四大粮企,暂缓入场收粮,以避免促进粮价的进一步快速上升。同时,还有可能采取降低粮食进口关税的方式,对冲粮价过快上涨。
       对此,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对记者表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包括劳动力、农机等农业生产各项成本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农业所面临的成本上升也是长期态势。农产品成本的上升,会引起供给减少,从而推高农产品价格,即使供给没有明显减少,成本的上升也会刚性地推动价格提高。这导致粮食价格上升成为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的普遍规律。

       但专家同时表示,不能说农产品价格、粮食价格和通胀之间就有必然的联系,或者前后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稳定货币环境下,食品价格的提高会使消费者削减其他开支,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并没有明显增加,也就不会因为需求端的拉动而形成通货膨胀。“因此,除非出现囤积居奇、蓄意炒作,粮价异常波动的情况,政府应该顺应粮食价格合理上涨的基本趋势,无需出手干预。”程国强表示,“对于调控通胀就应该打压粮价上涨的认识,很可能对农业生产带来伤害,影响农民种粮的比较利益。”
       2011年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来源于种粮成本的大幅提高。但据国研中心调研发现,目前,粮价上涨的幅度,仍远远无法弥补种粮成本提高。2011年年中,小麦价格同比涨幅仅有5%到7%,与15%到18%的成本上涨幅度相差大约10个百分点。
       粮价提高跑不过种粮成本增加,种粮比较效益持续下降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研中心的调研报告指出,许多农民感到种粮得不偿失,出现弱化田间管理、减少投入倾向,这是今年一些地区小麦单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大旱时期,有的个别农户认为即使抗旱也不能赚钱,而且有可能赔钱,因此不愿灌水抗旱。粮食供给有所减少,将使得粮食供需情况更加紧张,从而使得粮价上涨与供需紧张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山东发改委官员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前往调研夏粮收购时建议,中央应更好地统筹调控物价与粮价关系,在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与引导粮价合理上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适度提高最低收储价格,进一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一位副司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部分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已有提高,国家已把早籼稻最低收购价在去年基础上每百斤提高了9元,早稻良种补贴标准也由原来的每亩10元提高到15元。
但从长远来看,在控物价与提粮价之间寻找平衡点,只是权宜之计。
       应该充分认识到,粮价上涨、食品价格上涨是大势所趋,是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必然现象,与通货膨胀没有直接关系。更不应该让CPI中粮食价格提高的贡献率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
       同时,由于粮食价格受到气候、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在成本上升带来的长期价格上升趋势之外,还会出现不可抗力带来的短期波动,从而造成粮食价格、食品价格在短期内的涨落。但这些都与货币政策无关,是不需要货币政策干预就可以自行消失的阶段性问题。
       此外,应该注意到,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支出与城镇居民支出的食品比例,已比上世纪80年代下降大约10个百分点与15个百分点。但CPI中食品价格所占权重却调整较少,应根据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步降低,相应调低食品价格权重。
       “公布核心CPI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通行做法,宏观调控政策的参与目标,也主要盯住核心CPI。”程国强建议,官方也应尽快开始测算核心CPI并公布,从而使粮食价格、食品价格不再与总体通货膨胀及其调控政策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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